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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乡村美景营养

2021-01-16 来源:

相比于乡村美景,农民的疾苦更为重要——对话侗族作家袁仁琮 杨玉梅 袁仁琮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侗族作家,他从1956年19岁时开始发表作品,除 文革 期间受到冲击而停笔外,多年来他一直笔耕不辍,特别是近10年来更是老当益壮,创作了长篇小说《血雨》《穷乡》《难得头顶一片天》《太阳底下》《梦城》,以及长篇历史小说《王阳明》(修订本)和《庄周》等。2014年,这位77岁的作家又推出了百万字的反映从解放初到 文革 结束期间贵州侗乡社会发展变迁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今天,结合作品,追忆其走过的文学道路,对中国人历史命运的感悟愈加深刻。

杨玉梅(以下简称杨):每个作家都有特定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您在1950年代就走上了文坛,这既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估计也跟您所处的地域文化背景有关吧?

袁仁琮(以下简称袁):是的。我出生的贵州天柱是个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地方,清水江水路交通方便,随着木材的外运和货物的输入,受湘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各种文化影响较深。我老家蓝田碧雅村,山高谷深,四五百户人家,却有清末文秀才两位,武秀才一位,还有一位贡生。我的启蒙老师就是从山外请来的一位清末秀才,姓江,名中兴,还是天柱籍北伐著名将领王天培的恩师。山里人喜欢书,尽管很穷,有书本、笔墨纸张的人家却很普遍。

不过,我搞文学创作完全出于偶然。像我这样出身贫苦的山里孩子能到县城读书,靠的是政府发放的援助金,乡亲父老和家人欣喜异常,我自己也是说不出的高兴,有一肚子话想说。1956年暑假,我因病回到家里,没法干活,便经常坐在河边冬青树下乘凉,胡思乱想。当时,我已经接触一些文学作品,自己也想试试。没有稿纸,就用白报纸密密麻麻地写了独幕儿童话剧《小花和尚看梨》,糊里糊涂地寄出去,想不到年底就发出来了,收获50元稿费。那时候,5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们学校教师的月薪也不过50元上下,第一次尝到用作品赚没有最好钱的甜头,难以用语言表述。此后近60年的创作历程,收获更多了。文学能帮助人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享受美中受到教育,净化心灵。

杨:文学创作需要锲而不舍的执著精神。您坚持写作一辈子,有没有感觉创作资源枯竭的时候?

袁:我感到的是时间不够用。创作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形式,我注定要和文学相随一辈子。我家里除了电脑、单反照相机,就是满壁满地的书。除了参加贵州省写作学会(我是学会顾问)组织的采风活动,有了余暇便和妻子一起逛公园,亲近大自然,放松一下。我熟悉不少农活,木工手艺不错,还学了摄影,教了一辈由于模式各异子书,还钻进故纸堆里,和古人打交道。想写的东都觉得写作是最重要的。科恩说道:“如果只能给一个建议的话西真不少。

杨:新近出版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在我看来,既具有历史小说的深刻思考与总结回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您在《自序》里也说了 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 。在这样一部厚重之作中,您想寄托什么样的情怀?

袁: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但不少人不理解改革开放,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我觉得这里面涉及许多大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们要不要站得更高一些,胸怀更宽阔一些,看得更远一些?要不要承认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有了挫折包括大挫折应该抱什么态度?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作家应该想明白,也是全国人民应该解决的思想问题。否则,我们是无法轻装前进的。这是我写三卷本长篇小说《破荒》的出发点。

我出生于19 7年,对本地解放前的许多见闻记忆深刻,对解放后贫苦农民翻身的喜悦、他们经历的种种挫折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我亲身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 文革 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后期被当成坏人清查、批判。我早些年就想写这一题材,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时机也不成熟,没有下笔。我钻研了中国历史,联系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的发展状况,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是一帆风顺地走过来的。我得益于这些研究,否则,视野和心胸都开阔不起来,无法站在高处看待中国从解放前几年到粉碎 四人帮 这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无法得出 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 这样的看法。我相信这样的看法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能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这样的认识角度,对我来说,是一次自我认识的大超越,是思想的一次升华。

杨: 中国人走到今天不容易。 虽然这个主题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表述出来,但是在阅读中,我真的是读到了这层含义。比如第一部作品《太阳从西边出来》,开端特别生动详细地描述了解放初期清河县玉田镇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生活,令人触目惊心,直到解放军队伍唱着雄壮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驻玉田镇,才让人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您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对旧时代生活有切身的体会。这些年我们看到一些写民族历史的小说,往往美化了民族传统生活的诗情画意,而淡化了旧时代现实生活的矛盾与困境。而您这部作品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历史,再现了民族艰难的发展历程,是历史的真实记忆。

袁:旧社会的腐败和不平等,渗透在每一个角落。当时,蓝田是个只有一条街的小镇,离天柱县20多公里,离我家17公里,依然是侗族地区,但对于山里人来说,那里就是 大地方 了。小镇上的人也认为自己是 大地方 的人,看不起乡下人,称山里人为 野佬 。 野佬 是各种鄙视的综合,落后、肮脏、原始、贫穷、无知全包括了。

特别难以忍受的是穷困,我走几里山路去上小学,早晚两餐全是吃杂粮,中午只能带两个红薯,大冷天穿草鞋。我父亲是铁匠,靠给别人打家什赚不了几个钱。这是封建等级制度长期统治造成的痛河北邯郸市曲周县西芦王庄的乡亲们互相转告着这条消息苦。农民们生活在美丽的山乡,他们并不认为山山水水有什么看头,关心的是吃穿住和传宗接代。一些作家进了城,过得好了,忘了家乡人的痛痒,以闲人的眼光描写农民并不感兴趣的山水和风花雪月,是对农民冷漠的表现。我以为要关心他们真正痛痒之处,他们才可能真正得益。乡村美景不是不可以写,但比起农民的痛痒来,太次要了。

杨:《破荒》塑造的人物众多,而且每个人物都鲜活生动。比如游龙庭这样的党的干部,没有脸谱化概念化的描写,而是从 人 的需求,从其精神生理、事业爱情与家庭生活等多方面来刻画人物,真实可信。如此多的人物命运构成了生活的广阔、内容的厚重、思想的深刻与人性的丰富,使得作品呈现出史诗风格。这样的书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您是如何驾驭这么多人物的?

袁:《破荒》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农民、老板、伪县长、地主、教师、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解放军、开明士绅等,计90余人之多,绝大多数有我熟悉的生活原型。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自然不会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破荒》里的人物各有各的身世、经历、性格、兴趣爱好,以及说话的特点、待人接物的习惯。我都像尊重身边的活人那样尊重他们,没有按照作者的意志强迫他们做这做那。不得不委屈他们的时候,我也尽量安排妥当,做到合情合理,不生拉硬扯。我写过不生动、不丰满的扁平人物,细想起来,是因为对描写对象不熟悉的缘故。不熟悉,不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势必出现 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的结果。

既然是艺术创作,当然有个将生活艺术化的提炼过程。不过,我的这种提炼,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不凭空想象。

杨:《破荒》充满了浓郁的侗族文化韵味,但是这个文化韵味不在于表面的风尚习俗,而是体现在人物身上的民族精神,是人的宽容、正直、善良与和谐之美。

袁:写民族性和写人物一样,重在内而不在外。善良正直、多情好客、坚韧不拔、外柔内刚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共性,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侗族人普遍具有感情细腻、善于忍让、讲究和谐的特点。写外在的地域风光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写人,离开人物写环境,写得再细致入微也生动不起来,没有灵魂。

缺乏民族性的作品是没有根基的作品,犹如一棵树,不是植根于深厚的土壤里,是无法存活的。当然,事物是多方面构成的,单有民族性而缺乏开放的眼光,也会成为井底之蛙,因而会使作品失去其普遍意义。

杨:《破荒》的价值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究,也期待着您继续写出新的优秀作品。

袁:我现在正在写长篇历史小说《孔子》,我还想写本论著《我读孔子》,再写一部反映教育领域生活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如果可能,还会继续不断地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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